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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意志的自由之声

书名: 《社会契约论》    作者:000   发表于 2016/6/16 23:54:05

《社会契约论》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主要思想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代表作之一,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虽然这本书和卢梭本人颇具争议,甚至被许多学者批评是空想且反科学的,但其对法国大革命乃至当今世界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仍无疑是深远并且重大的。而卢梭自己也说:“我探讨的是权力的道理,我不要争论事实。”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本书被誉为法国大革命时期众多领袖所“共同钦崇的圣经”(罗素语),想必其重要历史意义已可窥一二。书中,卢梭将国家的创制定义为在一个得到全部国家成员投票的公约之上,并论述了随之而来的众多问题。全书分为四卷,分别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第一卷)、主权及其权利(第二卷)、政府及其运作形式(第三卷)、几种社会组织(第四卷)。在此,我就几个核心名词稍作探讨并提出一些困惑。


1.契约的提出
“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P4~5』
“社会契约”是构成本书的最核心词语,要知道契约为何物,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为什么需要契约。卢梭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相当荒唐的制度,他说:“镇压一群人与治理一个社会,这两者之间永远有着巨大的差别。”『P17』镇压一群人只是对一群聚集起来的人进行控制,这之中谈不上公共幸福,因而就根本没有政治共同体,由此可见,奴隶制下,也就是一群人被一个主人所奴役的时候,是构成不了社会的真正基础的。因为人民不能在国王产生以前就已经是人民,所以首先需要考虑“人民通过什么行为而成为人民的”『P17』,之后才能考察人民选出国王的这一行为。正是因为一个社会需要这样的逻辑前提(即如何成为人民),所以人们就必须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社会契约。
关于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卢梭在书中有明确的定义。他说:“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P19』这句话表露了卢梭本人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最理想追求。理解了这句话,即可大略知道什么是社会契约。首先可以知道,社会契约达成的时候,约定这项契约的人们在这一刻就放弃了自己一部分天然的自由,因为他作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个个体,就不能代表“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这之中必定包含了他自己的人身和财富),于是他必须仰赖于共同体这个整体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放弃了原先拥有的部分天然自由(维护个人财富的自由)。其次,订约者必须将自身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整个集体。(关于这一点我尚存疑惑,在后文中将提出)假设他仍保留部分权利的话,在某些事情上他就可以自己为自己裁决而不依赖这个整体,那么他就会要求每件事都是如此,由此也就破坏了公约(因为不再依赖集体),恢复了天然自由,这个政治共同体也就无以为继了。另一方面,卢梭又非常有意思地提出说“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这事实上是圆了转让一切权利给集体一说。因为既然是服从自己的,那么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这样一来就又出现了新问题——如何使得每个订约者放弃了一切自己的权利又实际上是“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的,并且没有任何暴政或者“主人”去奴役他们呢?这就需要公意的存在。因为公意使得人民在卢梭所说的这个“社会契约”中服从的是自己。

2.公意与众意
“只要有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P131』
公意即公众的意志,这个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它永远是公正的,而且以公共利益作为归依。那么当政治体中所有人民都赞成时,形成的这个决定就能代表公意了吗?卢梭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卢梭认为,人们总是愿意使自己幸福,但是并不能总看清幸福,人民往往会受欺骗,从而愿意要不好的东西。于是为了更充分说明公意的至高性和不可摧残性,卢梭严格区分了“公意”和“众意”来加以说明。卢梭表示,公意和众意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P35』所以公意便是一种理想的标的,它永远向着人民的幸福,它的正确是永恒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以全体人民的众意来误解它,它崇高并且不可知。
此外,为了能很好地表达公意,在订约的这个共同体中,便不能有任何派系的存在,因为派系会扰乱公意,派系中的成员会以派系之利益作为自己的“公意”,从而根本上误会了“公共福祉”的概念,就不再自由,也无法服从于真正的公意了;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派系的意见就是着眼于私人的利益的(此处将派系理解为一个个体,私人利益即派系利益),所以这些派系意见汇合而成的必将是众意而非公意。由此可以得出,每个公民只能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指不存在考虑派系利益时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和公意之间的差值有多大,却不是公民个人可以衡量的,它必须由主权者来评判。然而又正如前文说的,我们服从的是自己,因为公民本身就是主权者里的个别体。

3.公意与法律
卢梭在《日内瓦手稿》中说:“每个人都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法律这个名词在卢梭的理论中,是公意的现实表达形式。关于公意,在前文中已提到,因为它是以公共福祉为其归依的,所以它的对象无疑必须是全体订约者,也就是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由于公意的这一特点,法律作为公意的表达也就必须以此而立。所以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并且没有人可以超乎法律之上,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P47』
法律与其说是需要服从的,不如说是一种自由。因为法律是以公意为基准的,而公意正是维护了自己的自由。卢梭所说的法律并不是一种确切对象为特定某些人的规定或命令,那么照此说来法律是毫无用处的吗?为此,卢梭提出了一种解答。他说,“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决不能成为法律;即使是主权者对于某个个别对象所发出的号令,也决不能成为一条法律,而只能是一道命令;那不是主权的行为,而只是行政的行为。”『P48』这就引出了下面我将要阐述的问题。

4.主权者、中间体之政府、公民
前文2和3已经提到主权者和行政两个名词,在这里将继续讨论。我认为,要谈主权者,就不得不再提到公意,公意事实上是主权者的根本意志,但这个意志并不是可以个化到每个公民身上的。正如卢梭为社会公约所做的定义——“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领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P20』其中这个共同体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当它主动时,便是“主权者”;至于个别地,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
每个公民都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而对于主权者,公民就是国家的一个成员。因此,“主权者”这个概念,绝非个体的,也非仅仅是所有人加起来的总和。往往是公民个人不能代表主权者,因为“只要一旦出现了一个主人,就立刻不再有主权者了”『P32』;主权者却可以代表个人,因为主权者是以公意作为其意志表达的。但同时也因为受到公意的束缚,主权者的目光只能是国家这个共同体,而不能区别对待构成国家的任何一个人。为此我们必需有一个中间体来“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P72』,就好象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那样”。『P72』无疑,它就是政府。
在本书中,卢梭有趣地写出了一个数学公式来解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主权者/政府=政府/国家。这个公式无外乎是说:政府所施之国家的行政权力,应该等于主权者所赋给政府的权利。姑且不论这个公式是如何得到的,卢梭由此公式得出了一系列对于行政体系的看法,同时也将他的小国论思想暴露无遗。
在我看来,主权者好比摆在天平的其中一个称平上,而公民的集体名词“国家”就摆在了另一边上,至于政府,则正是天平本身。很明显,最完美的状态,就是天平保持平衡且完全能够负重两边称平给予它的压力的时候。这也就是说,如果国家中公民的基数越大,主权者的力量也自然而然的越大,但是政府的负载能力也必须越强。由此可见,对于大国来说,政府需要有更强的控制力才能完成自己的行政任务,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政府体系松弛(因为行政人员数量的庞大)和更易于限制人民自由等弊端(因为一个体系庞大的政府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以公意为价值追求的这种情形显然太难能可贵)。于是,在卢梭的理论中,小国占有了绝对优势,小国的民主共和也更容易实现。
总的来说,卢梭是坚定地捍卫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全书中,卢梭用反复的语句来强调政府是主权与公民间的中间体,代表了主权者所要进行的行政行为,这个行政可以针对个别人(从而使得“法律的对象须是一切公民”这一观点与之不矛盾),并且始终是执行法律且维护政治自由的。

5.问题与疑惑:自由之真意
我们谈起卢梭,总习惯以“天赋人权”来总结他的思想体系,因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始终习惯以这点为正确的核心和书中的观点进行核准或者对比。然而,随着阅读之深入,“自由”一词于我之概念就愈发模糊,全书读毕,竟不禁欲问“何谓自由”?
这些疑问概括起来为如下两点:
(1)强迫的自由?
“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P25』
初读此句,困惑甚多。在我最初的概念中,“自由”一词应当是充分赋予个人权利和自性的,何以用“迫使”两字?“迫使”使我单纯地以为是非自愿性的,从而我一度认为卢梭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实上,卢梭用的“自由”与其说是眼下就看得到的,不如说是一种状态,并且它明显的有别于“自然状态”及彼时的“自由”。因此,本书中的“自由”这个状态就是“服从公意即自身,拥有充分的政治自由”。这就是卢梭贯彻在全书中的“自由”理念。这听起来十分优越和美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显著的。那么凭借什么我们必须选择这样的自由?为什么这种自由是最好的?谁可以为我们定夺?由此可见,在这种状况下,每个共和体中的公民个性是被压抑的,他们甚至没有对自己的处分权(须由“主权者”决定),那共和体不就演变成了一所牢狱,我们处处仰赖“主权者”,但这个意志的公正、美好和可怕之处都在于它是“普遍意志”。
(2)由“自由”产生的悲剧
卢梭在第一卷中写明了订约条件——即人民必须将一切权利转让给集体。这个条件要求人民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在卢梭看来,它所能换来的正是最可贵最难以估量的——政治上的自由。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切似乎都是合理的,可是谁来保证我们的放弃可以必然得到“自由”?法国学者爱弥尔?涂尔干在《孟德斯鸠与卢梭》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社会借助必要的权威来调控私人利益,因为这种权威高于私人利益,任何一方都不能有微词。……转让将其置于一个普遍的、非人格化力量的权威之下,这种力量支配着他,把他转变成道德存在,却没有削弱他的自由。”这支持了卢梭的“转让”观点,也反驳了那些批评卢梭自相矛盾的学者之观点。但事实却没有卢梭假设的这么美好。卢梭为了摈弃君主制的压迫、为了创造政治上的自由提出了如上的观点,可惜又有人擅自利用了这个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利主体,最终演变成了雅各宾派当政时期的暴民专政和恐怖政治。所以,在我看来,任何至上的普遍意志都应当受到个体意识的束缚,而不能任其所为,无所牵制——毕竟公意上的向善是带着浓厚唯心主义色彩的一厢情愿。


应该看到,卢梭究其思想本质是绝对民主的,他赞颂小国,更强调人民应当为追求自由而抗争的精神。他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P4』,因此我们要“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P86』;他唾弃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不是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要使他们穷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P101』,所以他宣告了人民的力量,“公民们的德行、风尚与独立性之加强国家的作用,要胜过一切争端之削弱国家的作用。有一点震荡倒会使人们的心灵富于活力;而真正能使种族繁盛的,与其说是和平倒不如说是自由。”『P108附注』卢梭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学者,说他是偏离实际的并不错,但这绝不应当区分褒贬;卢梭真正的力量在于他奏响了普遍意志的自由之声,他真正看到了民众,看到了人类究极的权利——人权。因为坚持,人类走出了森林。卢梭是森林里的知更鸟,领路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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